在美国法院加强审查企业决策的背景下管理 AI 治理风险

目前，人工智能 (AI) 已深度嵌入商业规划、预测及交易后运营等环节，在其频繁对战略和运营决策产生重塑性影响的同时，企业既缺乏明确的 AI 治理与文档记录制度，也无法看清 AI 工具会对决策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尽管大批用户仍然将 AI 交互视为非正式或临时性沟通，但在关系重大的公司纠纷当中，这些通讯记录正日益成为案件记录的组成部分。

本事务所此前发布的客户警示重点关注与 AI 应用相关的保密特权及保密性风险，尤其是在员工或高管使用的是第三方工具的情况下。近期的法院裁决揭示了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后续步骤。在美国诉 Heppner 案中，联邦法院裁定，与公开可用的 AI 平台之间的交互（包括提示词和输出结果）可能会被纳入证据开示范围，且可能不享有律师-客户保密特权或工作成果原则的保护。

本事务所此前发布的客户警示重点关注与 AI 应用相关的保密特权及保密性风险，尤其是在员工或高管使用的是第三方工具的情况下。近期的法院裁决揭示了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后续步骤。在美国诉 Heppner 案中，联邦法院裁定，与公开可用的 AI 平台之间的交互（包括提示词和输出结果）可能会被纳入证据开示范围，且可能不享有律师-客户保密特权或工作成果原则的保护。

法院将内部 AI 交互视为同期证据，认为其能够反映组织机构内部是如何制定运营策略并完成企业决策合理性论证的。不同于单纯依赖事后证词或董事会正式材料的做法，法院转而从 AI 提示词和输出结果入手，借以审视买方管理层如何评估各类决策对潜在获利能力付款的影响、如何检验替代行动方案的效果，以及如何在公司内部阐明其商业逻辑。这些证据是一把“双刃剑”，双方关于其意图和善意的对立陈述既可能获得支持，也可能因此受累。

上述各案件表明，AI 应用已不再属于单纯的风险敞口问题，而是一项可能会受到法院密切审查的流程与治理风险。

为应对以 AI 为重点的审查做好准备

• 设想 AI 通讯记录将被用作证据。法院日益倾向于将 AI 提示词、聊天记录及输出结果视作与电子邮件、内部备忘录具备相同的证据效力。Heppner 案与 Krafton 案共同表明，AI 交互不仅可能被纳入证据开示范围，还可能被积极用作知情事实、意图、动机或托词的证据。
• 需意识到法院可能将 AI 提示词视为意图声明。向 AI 工具发出提示词在很多方面与同事之间的想法沟通过程类似，但提示词本身可能为窥探战略意图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窗口”。在 Krafton 案中，AI 交互记录在法院评估某些行动背后动机（而不仅仅是行动内容）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 评估交易失败或交割后获利能力付款及承诺纠纷中的 AI 应用风险。在并购诉讼中，AI 生成记录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尤其是在交易失败的情况下，届时退出方的动机将受到审查。此外，在发生交割后纠纷时（例如，获利能力付款争议或涉及大量承诺条款的交易或融资安排），运营决策可能会影响里程碑的达成，而一方当事人事后可能主张对方曾试图规避协商确定的约束条件。各方应评估存在哪些 AI 相关记录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准备就对方当事人的 AI 使用行为及相关决策过程提出证据开示请求。
• 不仅要为结果辩护，更要为过程辩护。特拉华州法院通常会关注商业决策的制定过程。在 AI 输入为战略或财务举措提供依据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展示其人工监督、独立判断以及从 AI 输入到最终决策的清晰路径，而非明显地仅依赖于 AI 输出，则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 在制定 AI 应用与保留政策时，应将诉讼风险纳入考量。相关政策应明确何时可将 AI 工具用于制定敏感的运营或交易决策，界定审查与问责责任，并根据预期诉讼风险调整保留政策。近期的案例（包括 Krafton 案在内）表明，选择性删除 AI 记录的做法可能使得风险敞口不减反增，其原理与选择性删除电子邮件或其他内部通讯记录类似。企业应审查 AI 记录保留与自动删除政策，在信息存储负担与诉讼风险管理之间寻求平衡。

在制定 AI 应用与保留政策时，应将诉讼风险纳入考量。相关政策应明确何时可将 AI 工具用于制定敏感的运营或交易决策，界定审查与问责责任，并根据预期诉讼风险调整保留政策。近期的案例（包括 Krafton 案在内）表明，选择性删除 AI 记录的做法可能使得风险敞口不减反增，其原理与选择性删除电子邮件或其他内部通讯记录类似。企业应审查 AI 记录保留与自动删除政策，在信息存储负担与诉讼风险管理之间寻求平衡。